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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人对经济事务并不鄙夷，亦非无知。公元前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”（司马迁语），其繁荣程度大概不在希腊和罗马之下。白圭、计然、朱公一类大实业家名声远播，连孔子门徒子贡也是生意高手，商队有“结驷连骑”之盛，足与各国王侯“分庭抗礼”，其事迹载于《史记》。墨子对于生产，管子对于流通，都留下丰富知识，可算中国最早的经济学，即“货殖”之学。只是这种经济学不那么唯物质主义和唯技术主义，更不像现代某些经济学家夸耀的那样“不讲道德”。所谓倡“本”富、容“末”富、斥“奸”富，就是古人的经济道德纲领。又有“齐民”一说：“齐”者，均也，同也，共同富裕也，是为经济道德目标。北魏贾思勰著《齐民要术》，一部农业技术书冠以“齐民”，便是承前人货殖之道，坚持以民为本的实业方向。
笔者对文学以外话题一直慎言。然货殖既为齐民之术，与万民相涉，凡民皆有建言资格，于是才有如下不吐不快的两则感想。
关于数据
一个全国著名的经济模范村，注册常住人口一千余，年人均利润数十万，全村居民住进了统建小洋楼，享受公费医疗、公费就读等福利。这当然是骄人的成绩。但深入了解一下便知，这些利润的创造者远不止常住居民，另有一万多外地民工在这里打工，只由于没有当地户籍，不进入当地人口统计，也就未纳入人均利润核算，于是他们创造的利润全部转移到当地户籍的一千多人名下。“人均”利润就是这样拉高的：至少拉高了十倍。
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大概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统计，否则外地打工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被完全抹杀。当然，在正常情况下，打工者拿到了工资即劳务费，比无业者要强。但常识又告诉我们，摊入成本的劳务费并不意味利润分配。也就是说，在上述案例里，一万多人创造了利润，却由一千多人来享受利润，包括享受利润带来的高福利——可能的权力腐败尚不考虑在内。这种分配的依据，当然是上述那种至少虚增了十倍的人均利润统计，是把外来打工者统统删除以后的所谓经济奇迹。
中国人口众多，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，以至从八十年代末期到现在，公务员、教师、记者、军警等从业者的工资一般增长了一、二十倍，但底层打工者月薪仍在三百元到五百元之间徘徊，几乎一直无增长。如果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什么奥秘的话，那么这种劳动力价格的冻结性低廉，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成本低廉，就是诸多原因中极为重要的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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